记者丁文君与刘玉村院长(左)合影。
记者丁熙玮摄
刘院长在手术中。
“尊敬的来者,无论您因为什么来到北大医院,您都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您都应该受到礼遇。北大医院的院训是‘厚德尚道’,简称厚道;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成为医疗行业的‘水准原点’。”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大厅的柱子上,醒目地镶嵌着这样一段话,进门的患者大多会停下脚步阅读一下,然后会心地微笑。写这段话的,便是北大医院现任院长、52岁的刘玉村。
去年年底,一个寒冷的冬日,记者如约来到刘玉村的办公室。与宽敞、明亮、温暖的门诊楼相比,设在一个破旧二层楼里的院长办公室显得如此狭小、局促,茶几上堆着各种书和文件,屋里暖气不足更显清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刘院长一坐已是6年。
“患者把一生中最隐私的事都告诉了我”
外科医生出身的刘玉村很愿意当大夫,即使现在已是院长,他仍坚持每天早上7点多上班后,先去病房看病人,8点多再回到办公室处理文件、找人谈话、写写东西,或者上网看看一夜间发生的大事小情,每周还要做1—2台手术,“走进手术室的那一刻,一切喧嚣都归于平静。”
《生命时报》:听说您走上从医路,源于自己的一次重病?
刘玉村:没错,15岁那年有一天,我肚子疼得直打滚,被送到医院时,意识都有点模糊了,老去拧输液架子上那个调高低的螺母,总觉得是电视机开关。后来我被诊断为胰腺炎,转到天津的大医院做手术。住院的那45天,每天见到的都是出院入院、生与死。我亲眼看着与我两张床之隔的一个孩子,因为肾功能衰竭死在了床上。有个进修的女大夫问我:“小不点,你长大要干什么?”我开玩笑地说:“我要当大夫,长大了也拉你一刀。”就因为那场差点没让我死掉的大病,我学了医,这是一种缘分吧。
《生命时报》:您住院是1975年,那时的医患关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刘玉村:那时从来没人用过“医患关系”这样的词,因为一说“关系”,人和人之间就远了。医生和病人之间总是有说有笑的,病人从没给医生送过礼,医生也尽心尽力照顾患者。住院的时候,常有护士推着我去阳台看风景。我那场大病又手术又输血,还切口感染,但最终只花了300块钱,其他都由农村合作医疗负担,放到现在,就相当于30万了。那种状态才是医学的根本——人文关爱,当病人觉得医院里满是人情味时,他就不会计较花掉多少钱了。所以,我们的医改应该抛开技术层面的东西,更多地关注“人”,而不是“病”。
《生命时报》:听说您从医以来,从没接到过病人的投诉,手术也从未出过差错,您是怎么做到的?
刘玉村:就我的经验来讲,首先是尊重。即使当了院长,我对每一个病人也是很尊重的,“老爷爷怎么样啊”,“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当你始终面带微笑,用这种平等的身份去跟病人和家属交流时,你的心态就会变得阳光,自己也会觉得很高尚。其次是沟通技巧。话该怎么说、用什么样的语速和语调,都是有讲究的。比如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做了胃癌手术和化疗的病人,看完病历后,我发现他癌症复发,寿命没多长了,但怎么告诉他,需要费点心思。我是这样说的:“可能您希望听到好消息,但我实事求是地讲,我报告您的这个消息并不是特别乐观,您做完第一次手术后有新生肿瘤出现,这虽然不好,但不等于没希望,因为目前的治疗都对路子,只要回去后多想办法改进营养就行了。”我说话的语速比较慢、语调比较低,病人听了后很平静地接受了。换个角度,如果我说“你怎么不早来,早来我这儿看就好了”。这样的话既是对同行的不尊重,也会引起患者的反感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