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瓦慕斯：一半科学家 一半政治家(4)

你能想象吗？一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最初的专业却是英国文学；他从医学院毕业后，未能圆自己的医生梦，却又阴差阳错进入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并最终成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和其它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同，他又成功实现了从科学家向政治家的角色转变。

3月18日下午， 这位重量级的演讲嘉宾来到了北京美国中心，他就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前总监，1989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哈罗德·瓦慕斯。

以对狄更斯的研究自豪

与大多数科学家不同，瓦慕斯并非从一开始就立志科研。他的大学专业为英国文学，并颇以自己对狄根斯的研究而自豪。大学毕业后，瓦慕斯顺水推舟地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文学学习，但他逐渐发现，去医学院上学的同学似乎有更加丰富的生活。他乐于与医学生一起探讨医学上的新发展，一起畅想对新的疾病的治愈手法。最终，他决定放弃文学，转为医科生。

4年后，他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当时正值越南战争，医学院学生多赴前线行医。瓦慕斯不赞同越战，决定留在美国。按照当时的政策，不上战场的医科生必须从事两年与公共医学相关的工作。瓦慕斯的选择之一是加入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医学研究。于是，毫无科研经验的瓦慕斯阴差阳错地开始了病毒研究，并至此开始了长达23年的科研工作。

瓦慕斯研究课题是病毒诱导细胞致癌的机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后不久，生物学界对基因研究热情高涨。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基因研究方式以及研究工具落后太多，但包括瓦慕斯在内的科学家们非常有创造性地利用了现在看来几乎是原始的实验工具，做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推动了基因科学快速而长足的发展。

在加利福利亚大学三藩市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期间，瓦慕斯与伙伴迈克尔.毕晓普（Mike Bishop）致力于由核糖核酸（RNA）病毒诱发的禽类肉瘤的研究，发现了禽类基因中存在的“类病毒致病基因”。但这样的“类病毒致病基因”是如何诱发癌症的呢？这一研究是当时的热点。从瓦慕斯在现场展示的一张漫画来看，当时学界竞相寻找该问题的答案。瓦慕斯和迈克尔.毕晓普的实验室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终获1989年诺贝尔医学奖。

迎接政治挑战

在自然科学领域，与接受媒体采访，以学术带头人身份议政相比，大部分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更愿意继续深入自己的研究。不过，早期接受英国文学训练的瓦慕斯却欣然接受诺奖为自己带来的知名度，以及社会对自己作为学术精英在政治上做出贡献的期望。他认为，参政可以真正为自己所代表的学界争取更多的资源，扫清不必要的阻碍。瓦慕斯后来的政治成绩充分佐证了他的看法。

1992年，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击败共和党执政总统布什。1993年，克林顿重组内阁，并任命瓦慕斯为国立卫生研究院总监。媒体对这个任命持质疑态度，因为瓦慕斯此前唯一管理过的只是自己25人的实验室，并无资历可以证明他有能力管理全球最大的医学科研机构。这样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连瓦慕斯自己也无法肯定是否有能力胜任，但跃跃欲试的他最终决定，硬着头皮迎接来自政治的挑战。

事实证明，优秀的人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所建树。瓦慕斯上台初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财政拨款约110亿美金，和2013年的310亿相比，只有其三分之一。而在瓦慕斯任期内，财政对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涨势迅猛。虽然政府对医学科研的拨款大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但瓦慕斯作为国立卫生研究院总监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小视。

重整国立卫生研究院

瓦慕斯的另一建树是重整了国立卫生研究院内部研究所。国立卫生研究院每年的拨款中，80%都用于支持外部科研。剩下的20%一部分用于支持内部研究，一部分用于该机构的运营。但是，政府机构无法支付与私营企业相媲美的薪金以及政府对其雇员的大量限制条款，使得最优秀的科研人员不愿意加入国立卫生研究院内部研究所。于是，媒体纷纷质疑其存在的必要性。

但瓦慕斯认为，政府科研所能够更好的调动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源，做大型研究，这是其他机构不可能具备的优势；更何况，国立卫生研究院内部研究所曾经是医学界、生物学界研究院所向往的。于是，瓦慕斯首先着手提高政府聘用研究员的待遇，使之高于或者与外部研究所待遇持平。接着，他推动了对政府聘科学家限制政策的放松，允许他们在政府工作以外担当其他职务。这些举措都为国立卫生研究院内部研究所吸引顶全球顶尖人才奠定了基础。

在临床实验领域，瓦慕斯也掀起了改革。与我国医疗系统要求医生做临床实验并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晋升体制不同，美国的临床研究员与医生是两个分开的职业。但当瓦慕斯刚加入国立卫生研究院时，美国的临床研究员职业发展体系尚未建立，因此并不受科研人员青睐。然而，临床实验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该领域亟待改善以吸纳人才。瓦慕斯邀请了当时的临床实验权威，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大卫.内森（David Nathan）成立研究小组，为临床研究产业发展做出规划。

大卫.内森重新设计了临床研究员的职业发展路径，要求国立卫生研究院增加临床研究的拨款，并制定了临床研究方法的传播与教育机制。除了这些“软件”的改善，瓦慕斯借着国会对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节节高升的春风，修建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临床科研大楼 ———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科研中心新大楼，在“硬件”上为临床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

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科研中心新大楼

巧妙的平衡术

钱多了也不一定都是好事。当议员们纷纷增加对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时，他们也都表示，希望这些拨款直接下放到自己所关注的研究领域。例如，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就曾直接给瓦慕斯电话，希望增加对她的选区影响最大的艾滋病研究的投入。然而，科学研究从来都无法预测，明明是脑研究却发现了乳腺癌致病机理的例子常常出现，所以，按照疾病对拨款进行划分似乎不是确定科研投入最佳方式，反而成了议员以及利益相关团体展示自己“政治肌肉”的舞台。

作为科学家，瓦慕斯对科研的不确定性有充分认识。在他看来，科研投入应该视人而定。然而，作为政治家，他必须权衡来自各方的观点。瓦慕斯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化解了矛盾：建立民间相关团体委员会，为经费投入的方向出谋划策。这个做法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各方观点，给了不同利益集团一个探讨及协调的平台。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财政拨款一度高于美国其它研究机构，这让瓦慕斯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怎样化解大家对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嫉妒呢？“我的小技巧是：永远把科研结果归功于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外的其他政府科研机构。”瓦慕斯说。

国立卫生研究院总监任期结束后，瓦慕斯到纽约出任非营利的科研所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re）总监一职。奥巴马上任后，邀请他出任国立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总监，瓦慕斯欣然接受，2010年上任，执掌国立癌症研究院至今。他表示，新工作的挑战在于大环境的不景气，国立癌症研究院财政拨款长期保持在50亿元。但科学研究领域的通胀是大环境通胀的2倍以上，所以拨款的实际支付能力缩水严重。国立癌症研究院项目基金申请通过率较经济好时的30%-40%减少至17%。瓦慕斯鼓励年轻科学家寻求政府研究基金以外的私人财团进行金融支持。

哈罗德·瓦慕斯介绍

1939年12月18日出生在纽约

1962年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英国文学专业

1962-1968 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未毕业转为医科生，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

1968-1970 不支持越南战争，选择不参战，加入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实验室

1970-1993 加利福利亚大学三藩市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医学院教授 其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993-1999 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任国立卫生研究院总监，使国立卫生研究院财政预算加倍

1999-2010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re）总监

2010-今 国立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总监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介绍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全球最大的医学研究机构，位于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Bethesda）市，隶属于美国卫生和公民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拥有超过2万的雇员，支持超过3万个实验项目。2013年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财政预算为310亿美元，占卫生和公民服务部预算(9409亿万元)的3.29%，美国总财政预算的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