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办医遭歧视 政策落地频撞“玻璃门”(2)

　　“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过程就是政府自我革命的过程，简政放权的过程，过去很多权利，不该有的权利也在用，而且用的不太得当。”白剑峰说，这种权利的应用没有促进整个医疗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是变成一个增大寻租的空间，导致了今天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状态不理想，所以需要简政放权。这是一个艰难而痛苦，并且漫长的过程。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进步，政府也在不断的放权利，只保留了一些大型的社会审批权利。”白剑锋补充道。

　　医保审批是“拿着放大镜挑刺”

　　在很多民营医院看来，偏见或歧视来自方方面面。以医保为例，很少有民营医院可以顺利拿到医保资格。对此，肖正权认为“标准是一视同仁，但执行不是一视同仁。找民营医院的不足时甚至是在拿放大镜‘挑刺’。发现有一点点问题，就会红牌拿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肖正权眼里，相关机构在审查公立医院的资格时似乎放弃了“放大镜”，有问题也看不到。

　　“我们喊了多少年的医保落地，医保虽然落了地，但是对于医保管理者，却要拿出万倍放大镜，专门找出一点点问题，拿下。”谈到这里，肖正权有些激动，“中国民营医院当中有几个有医保？天天喊着发展民营机构，这不是一句空话吗？政策根本就不落地，说辞很多。”

　　除了医保的资格，医保的额度也要平等对待。“不管是什么性质，治病救人是这个行业基本，不能根据所有制的形式确定医保额度。”白剑锋指出，医保的保障程度越来越高，医保的收入已经占到医院收入的50%以上，杠杆作用已经开始发挥，可以用医保来制约医疗行为，但额度也能卡死一家医院。

　　政府在医保审批及额度限定上一定要转换角色，一视同仁管所有人。准入门槛可以降低，但是监管绝对不能降低，而且是要要求更高。